“二五”计划”实施历程分为两个阶段：前一阶段是指1958-1960年，主要围绕“大跃进”与“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；后一阶段是指1961-1962年，即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。1958年2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揭晓社论《我们的行动口号——阻挡浪费，勤俭开国》，社论提出了“全国大跃进”的口号。第二天（2月3日），《人民日报》紧接着又揭晓了题为《鼓足劲头，力争上游！》的社论，品评了“反冒进”的思想。

“大跃进”中提出的口号，诸如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“人有多斗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等，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。同年5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集会凭据毛泽东的倡议，通过了“鼓足劲头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社会主义建设总门路。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召开北戴河集会，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，到达1070～1150万吨。

[1]一时间，各地竞相上项目，其中大中型项目从1957年的992个，一下子激增到1958年的1587个；小型项目更是在全国各处着花。其时，为了确保中央确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得以实现，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向导干部团体办公的集会室里，都醒目地挂着工业主要产物的日进度表，如全国钢、铁、钢材、原煤、焦炭等的日产量，铁路日装车量等。

李富春和薄一波等向导人天天看这些日进度表，看到产量逐日增加，心里才踏实；看到产量下滑，就立刻分析原因，接纳措施解决。李先念那里也不轻松，各地要粮的电话昼夜打来，不能不急事急办，不得不接纳“拆东补西”、“抽肥补瘦”等措施，紧迫调运粮食，资助断粮地域度难关。“大跃进”土法炼钢的小高炉1958年提出“以钢为纲”的口号，招呼全民炼钢，措施是土洋并举，但更多的是用土法“炼钢”。这年6月，当冶金部向毛泽东陈诉钢产量可以凌驾700万吨，努一把力可能到达800万吨时，毛泽东提出能不能翻一番（到达1070万吨），请冶金部同各省市研究。

此时，李富春正在住院治病，当他出院时听到这个消息，受惊地说：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”[2]炼钢的实际情况是，在1958年最后的三个月里，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仅能满足钢产量翻番的1/4，大部门炼钢只能在土铁上打主意。据统计，全国1-8月共建成小高炉、土高炉24万多座，到场人数有几百万人；9月份，经由进一步发动，全国有5000多万人分赴矿山和炉旁，建成的小高炉和土高炉激增至60万座。

由于生产技术不合规格，炼出来的多数是废铁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。其时, 在国家计委大楼后面的锅炉房旁边也搭起了一座小高炉。时任国家计委综合局副处长的柳随年回忆，在大炼钢铁运动中，计委的干部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拿去炼，有些人甚至还把家里的铁锅等丢进炉火中，效果炼出来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铁疙瘩，还绑上红布报喜，其实是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。1958年秋，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计划，问当地的老农一亩地能产几多粮食，问了两次老农都不吭声，当问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他才冲着地里戳着800斤的口号牌努了努嘴。

又问：能产800斤吗？老农回覆说：包罗秫秸杆在内。[3]1958年10月，印度尼西亚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秘密会见前苏联，回国途中要求会见中国。

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国家计委卖力接待，详细由委办公厅卖力。时任办公厅主任高凤岐抽调了两名秘书，加上中央统战部派来的一名同志，带着代表团成员先观光了河北省徐水县的高产棉花田、社队村民的养猪场，然后又去天津观光水稻试验田，田里的水稻密密麻麻，当地接待人员先容说，试验田的亩产量预计有几千斤。厥后才听说实验田是假的，10多亩实验田里的水稻田是由另外27亩的水田移植过来的，由两拢酿成三拢，中间系上竹竿，隔三、五米的竹竿上装一个灯泡，晚上观光时照得田间很亮[4]。

1958年10月，国家计委部门向导与印尼高级代表团在颐和园合影。前排左三为李富春、左四蔡畅、左七薛暮桥、右一高凤岐、右二王思华、右三王光伟大炼钢铁开始后，国家计委重工业局钢铁处有一位工程师写了一份出差陈诉，如实反映了生产情况及小转炉炼钢泛起的一些问题，诸如设备不配套、综合生产能力低、原质料消耗高、产物质量差等。重工业局把这份陈诉转报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，他看后写了批语：此件情文并茂，印报政治局同志参阅。情是指情况，文是指文章。

1959年头，国家计委提出1959年钢产量为2000万吨，粮食产量为5250亿公斤的庞大计划。有一次，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，希望他向毛泽东谈谈对“大跃进”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，陈云说：“现在不是毛主席一小我私家热，全国许多向导都热，不吃一点苦头，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。”[5]“大跃进”的狂热引起党内一些老同志的思考。

例如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朱理治曾向党中央、毛泽东写过观察陈诉，提出“计划指标相互间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关系”，“不能每个省都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强求一律，必须凭据资源、人力和原有基础生长各省经济”。他还向陈云写过陈诉，提出：“现在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，因此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质料，不能早日投入生产”，“我国的工业建设是应该这样大巨细小一齐上马，相互争夺原质料，效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计划呢？还是应该首先保证重点，让现代化的大企业尽快建成投入生产呢？显然，后者是比力正确的。”[6] 王光伟、安志文、欧希哲、贺辉煌等人也纷纷上书李富春、彭真，反映基建项目多，规模大，战线长等问题。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集会期间，毛泽东在专列上同部门省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贾拓夫对于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定为2000万吨心里没有底，他在计委内部部署，让时任国家计委委员兼年度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廖季立等人另外测算，摆设两个更低一些的计划方案，一个是1800万吨，一个是1600万吨或者更低一些，以备原计划执行历程中发生难题时，拿出来举行调整，制止泛起被动局势。

他 一再强调：“ 国家计划委员会意要热，脑子要冷”，勉励计委的同志们要多到地方观察研究。他的几任秘书都说，贾拓夫始终把观察研究看成一件必须做的事情。他在外出观察时，经常带两个本子，一个用于随时记载观察情况，另一个用于将观察中想到的问题做些简朴札记，以便回来后整理加工。

[7]贾拓夫在国家计委一般是上半年摆设到下层观察，下半年在机关内盘算、分析、研究。凭据秘书赵家梁的统计，贾拓夫在计委事情的五年间，出差开会和下去观察约18次，历时约32个月，行踪所及2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40个城镇，近百个工厂和互助社。他每到一处，话不多，但看得仔细，做到对各地的经济状况心中有底。

[8]1958年贾拓夫（前排左二）视察甘肃玉门油田和“铁人”王进喜（左一）等合影。事实上，“大跃进”开始不久，一些问题就袒露出来：计划实施杂乱、投资效益低下、工业结构显着失衡等，而纠正历程却几经重复仍然不力，特别是1959年庐山集会上，彭德怀品评“大跃进”的万言书被印发、批判后，会锋转向阻挡右倾。其时，到场庐山集会的贾拓夫在山上散步时遇到了彭老总，向他作揖说：“你代表我们讲了心里话！”效果，被打成“右倾时机主义”。

贾拓夫面临政治斗争的压力， 并没有忏悔，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他一再对自己的秘书说，我不能对毛主席说假话。1960年，“反右倾运动”导致“大跃进”的狂热连续不退，其直接结果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，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。

由于人民公社吃“大锅饭”，严重地挫伤了农民努力性，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导致粮食生产连年下降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，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淘汰了600亿斤，而其时因夸诞风盛行，却被高估为5400亿斤，以致当年征购粮食1348亿斤，凌驾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。

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，比1959年又淘汰了530亿斤，跌至1951年的水平。棉花产量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，油料产量则跌落到开国时的水平。[9]1960年6月14日至18日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集会，讨论“二五”计划后三年（即1960至1962年）的增补计划。

这次集会实际上对三年来的事情作了开端总结。会上，针对“大跃进”中只强调“多、快”而忽视“好、省”的问题，李富春讲话指出：“我们的老看法，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，搞快一点，可是实际履历讲明，搞得多，搞得快，可能有些方面我们做得欠好，反而少慢差费。”对计划，李富春强调，应当“留有余地，留有灵活，留有后备。

”[10]1960年，李富春（中）与周恩来、李先念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院内7月，中央召开北戴河事情集会，李富春本着对“大跃进”的问题举行总结、反思的思路，提出来关于整顿工业企业的“整顿、牢固、提高”六字目标。会后，他把整顿工业企业的这“六字目标”，推及为制定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目标。在国家计委党组讨论体例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，李富春提出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目标“应以整顿、牢固、提高为主，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；着重解决配套、补缺门、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，以便取得主动。”周恩来十分赞同李富春的意见，而且给 “整顿、牢固、提高”的目标增加了“充实”二字。

厥后又把“整顿”改为“调整”，最终形成了“调整、牢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目标。[11]他还对“八字目标”的寄义作了详细解释：“‘调整’的目的，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；‘牢固’，是为了再前进；‘充实’，是为了搞好配套，使生产能力获得充实发挥；‘提高’，就更容易懂了。

”“执行这八个字的任务是很紧张的，绝不是轻松的，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。”[12] 1960年9月，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《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陈诉》时提出，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职位，国民经济的建设和生长要接纳“调整、 牢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目标，1960年12月24日，中央在北京召开事情集会，讨论通过了八字目标。在这次中央全会上，邓小平代表书记出宣布建立“10人小组”，卖力组织经济部门和工征战线落实中央确定的八字目标。“10人小组”成员有：薄一波、谷牧、王鹤寿、张霖之、吕正操、赵尔陆、刘澜波、彭真、陈正人、孙志远。

开始由薄一波卖力，不久薄生病了，“10人小组”由谷牧组织卖力。周恩来专门在中南海北门劈面养蜂夹道为“10人小组”摆设了办公室。

白昼，部长们各自在本机关事情，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。“10人小组”担负的是全国生产建设的总调理。其时物资匮乏，经济运行极其紧张。它所处置惩罚的问题无一不涉及生死攸关的民生大事。

如一次上海的煤只有两天库存、鞍钢行将停炉等。种种紧迫的情况，紧张得让人喘不外气。更棘手的是，其时钢、煤、机械等方面问题成堆，形成怪圈。谷牧厥后说：“要保钢的产量和质量，冶金部门就要求保煤炭的产量和质量；要保煤，煤炭部门就要求保采掘、运输设备的供货和质量；要保煤炭生产装备，机械部门又要求保证钢材供应的数量和质量。

如此循环，就形成一个难以理清的‘怪圈’。事情难度很是之大。”这期间，“10人小组”事情成员经常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紧张地事情。

后经周恩来批准，部长们晚间加班后，每人可免交粮票、钱吃到一碗面条。每晚集会，周恩来都派秘书顾明来听，以便实时掌握情况。

有时听了汇报，对有些问题还要连夜追询。经常是谷牧深夜抵家，刚吃安息药睡下不久，案头的红机子电话响了，一接，是周总理打来的。再看表，已是破晓两三点了，复又饥肠辘辘地投入事情。[13]九中全会以后，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观察组，分赴浙江、湖南、广东农村举行观察。

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等也划分到湖南、河北、四川、北京等地，深入下层，观察研究。李富春在广东观察，他一边观察，一边指示国家计委卖力人组织好计委的干部下去观察。1月31日，他写信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、顾卓新以及计委党组成员，指出“我们的观察研究是庞大的，不仅要剖解下层的小麻雀（一个工厂，一个矿山，一个商店，一个车站，一个码头，一个学校，一个工地），而且要以此为基础逐步上升，相识一个公社，一个县，一个专署，一个省，一其中央局，一个部（其特点、资源、劳动、工农业的结构、交通等情况），要立体式的宝塔式的逐层相识，才气使计划落实。”[14]1961年，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观察，他不住宾馆饭馆，就住在当年做地下事情时老战友家中，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。

薛暮桥回忆，“我随陈云在青浦观察了一个月，眼见上级的瞎指挥，深感这是造成三年难题的基础原因。青浦农民的生活确实很苦。其他许多地方已开始取消公共食堂，而青浦农民还被迫在公共食堂用饭，一个农民一日三餐，每餐一大碗稀粥，实在吃不饱。

农民听说陈云同志来了，很兴奋，以为一定能够增加口粮。陈云同志经由一个时期观察后，召集几个他熟悉的老农民谈话，告诉他们，全国粮食歉收，许多地方还不如你们，现在国家还没有气力增加口粮，只能自己想措施，如少种一点双季稻，增加一点自留地（养猪户给饲料地），多养猪，多打鱼等；这样明年天天吃一顿干饭，后年吃两顿，大后年吃三顿。农民点颔首说，只能如此，不能一步登天。

[15]时任王光伟的秘书于永平回忆，三年难题期间，周恩来在辽宁省观察，省委向他汇报农村吃粮难题情况，为了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情况，周恩来立即打电话让王光伟赶到沈阳，并指示他相识农村缺粮难题的水平。省委决议到盘锦县。

事情小组共有六人，进村后分成两个小组，记得全村有26户人家， 事情组进村后，看不到一小我私家，全村鸦雀无声，没有一头猪，没有一只狗，也没有一只鸡，马路两旁的榆树皮全被剥光。他们挨家挨户察访，发现断粮问题十分严重，食堂停办，农民家中也是颗粒无存，农民因为饥饿全都在家里有气无力地躺着，无一人能够下地干活。记得有一户一个女孩瘦得皮包骨，孩子妈说，因为吃不饱饭，先浮肿后消瘦。甚至有的人家里死了人，都无人能够资助掩埋，难题水平难以形容。

事情组六人在两天观察中，仅仅吃上一顿用半斤苞米面煮的稀汤。观察完往回走时，几个年轻人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，王光伟带头走在前面，勉励他们快走啊！回县招待所用饭啦（就是把高粱米磨成面，合着菜根做成的黑呼呼的团子）。王光伟要求省里尽快调拨一点粮食救援，回京又面见总理如实作了汇报。

[16]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藩的夫人回忆，一次，柴树藩外出举行实地考察，邻近春节了，还没有回家。思儿心切的老母亲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天天盯着墙上的日历，天天一大早就撕下一张，压在床褥底下。当柴树藩栉风沐雨地回抵家后，老母亲叫着他的小名“三儿”扑上前去，顺手炒起一把小苕埽在他身上打了几下。

横跨母亲一头多且年过半百的柴树藩知道母亲为自己担忧，便一动也不动，由着她责打[17]。1961年6月至7月，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观察，图为陈云与公社干部的合影“三年难题”期间，有的省来北京汇报事情，带来一些农产物给李富春主任，李富春同志不收，让秘书送给幼儿园的孩子们。其时，市场供应奇缺，计委在昌平、大兴县办起小农场，机关干部们轮流到那里劳动半个月，自己种菜、养鸡、养猪，生产的蔬菜、鸡蛋和猪肉，主要用来增补机关食堂。

程子华回忆，“1961年我到国家计委当常务副主任，我已往从来没有做过国家计划事情，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履历。这一年，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事情集会上，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提议，少奇同志提出，基本建线要退够。

其时，我连基建项目如何制定都不清楚，却要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事情，感应事情中会泛起失误，只是希望不要发生大的过失。是年夏天，在北戴河研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时，我遐想到，队伍接触，遇到敌人过于强大，需要退却，退却目的是为了退到有利地方，以便消灭敌人，不是无休止地逃跑。同样原理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，亦需要研究出缩短到多大限度。经国家计委研究，得出结论：退到能维持简朴再生产。

建设规模确定为43亿元人民币。按这个规模执行的效果，第一年就能缔造出剩余价值，第二年即可扩大再生产，这样，就有助于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生长。此事陈诉了富春同志，他表现同意。

”[18]11月18日，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国计划集会上，分析了三年经济事情的情况和问题，总结了“大跃进”的履历教训。提出不能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，生长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；经济建设不能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了各部门按比例协调生长；工业生产不能只注重抓产量而忽视了质量和品种；摆设基本投资计划要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目标，不能搞层层加码，等等。国家计委对1961年一些主要产量指标作出下调，例如，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为2010万吨；煤炭产量由5.2亿吨降为4.25亿吨；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为1200个，比上年淘汰了300个。

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，中央召开了两次事情集会，中心议题是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。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：现在看起来，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着急，十分急了办不成，越急就越办不成，不如缓一点，海浪式向前生长，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。[19]原国家计委工业生产综合局局长、国家计委委员余建亭厥后在谈到中国工业增长速度的问题时说，“大跃进”前后，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向导的集会上，国务院向导同志多次提出“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究竟应该如何思量才适当？”“我们支付了庞大的学费”。

为了恢复农业，让农民获得休养生息，1961年3月广州中央事情集会制定了《农村人民公社事情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，决议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元下放到生产队（相当于低级社规模），停办公共食堂、恢复自留地、允许生长家庭副业和手工业、开放农村集贸市场。中央还决议1961年淘汰粮食收购、提高农副产物收购价钱、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增加农业机械生产的比重。

然而，由于一些向导干部畏惧被当成右倾，戴上阻挡“三面红旗”的帽子，不敢斗胆调整，给当年的经济调整造成倒霉影响。1961年七、八月工业生产泛起严重下滑，煤炭生产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%，大批企业因动力供应不足而停产，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。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，中央在庐山举行事情集会，重点讨论了工业问题。集会决议把工业生产和基建指标降到确实可靠、留有余地的水平上，强调“必须当机立断，该退的坚决退下来”。

集会竣事后，国家计委对1961年计划指标作出较大调整，将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，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，粮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。当年年底，计划执行的效果与这些指标大要相符。

1962年的新年刚过10天（即1月11日），中央、中央各部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、县、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队伍的向导干部，就到场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集会。这次集会的目的，是为了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履历教训，进一步统一认识，发动全党坚决贯彻调整目标。

到场这次集会的人数共有7018人，成为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，被称为“七千人大会”。集会一共举行了28天，会前组织了一个有十几人到场的班子起草文件，决议由刘少奇作陈诉。

为着发扬民主，毛泽东提议把陈诉的初稿发给大家讨论。陈诉对已往事情中的缺点错误虽然作了一些检验，但为了制止给“三面红旗”抹黑，对难题的原因仍然说主要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。这种说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不满。

厥后又由刘少奇主持，组织了21人的起草委员会，写出了书面陈诉第二稿。会上除印发书面陈诉外，刘少奇又作了口头讲话。他指出：现在我们在经济方面另有相当大的难题，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，反而退了许多.....关于造成难题的原因，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，另一方面在很大水平上是由于我们事情中的错误，有的地方是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。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这句话，是由原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梅行在起草陈诉时坚持要写进去的。

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的事情时指出：对于社会主义我们还缺乏履历，另有许多的盲目性。社会主义经济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另有许多未被认识的一定王国。在没有认识到客观纪律之前，我们是一些蠢人，最近几年，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？毛泽东主动负担了“大跃进”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，他说：“通常中央犯的错误，直接的归我卖力，间接的我也有份，因为我是中央主席。

”[20]（左起）朱德、周恩来、陈云、刘少奇、毛泽东、邓小平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在一起攀谈2月21日至23日，中共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之后，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集会厅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集会。集会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，发现经济形势的难题水平要比七千人大会的预计严重得多。据此，周恩来提议，要下刻意对国民经济举行大幅度的调整，这一提议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同意。陈云同志在会上建议：“第一点，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。

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，后一阶段是生长阶段。”“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，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。农业的恢复约莫三年到五年；工业在三五年内，也只能放慢速度，只能是调整和恢复。

”“要准备对重工业、基本建设的指标‘伤筋动骨’。重点是‘伤筋动骨’四个字。”[21] 刘少奇很器重陈云，亲自到陈云家里请他出来挽回经济危局。

思想认识统一了，中央接纳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，在举国上下的配合努力下，到1962年底，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。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，这年粮食总产量到达3200亿斤，比上年增产250亿斤。农业总产值也比上年增长6.2%，竣事了三年一连下降的状况。

然而，1962年经济形势依然严峻，当年泛起30亿元的财政赤字，国民经济元气大伤。1962年11月27日，国家计委恒久局写出《十年计划事情履历总结》讨论稿，指出“‘二五’时期的前三年，对形势预计错误，生产指标过高，基建战线过长，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，欲速不达。而且没有做好综合平衡，错误地认为留有缺谈锋是努力平衡，以重工业特别是钢铁为中心摆设计划，从而导致了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。

”薛暮桥回忆，到1963年下半年，国民经济泛起了全面好转的形势，但问题仍然不少。国家计委在讨论1964年计划时，对于是否还要继续调整的问题，泛起了差别意见。国家计委委员吴俊扬等主张继续调整，经由讨论并报经中央同意，决议把1963-1965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，继续实行“调整、牢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目标，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举行全面调整，包罗鼎力大举压缩基本建设战线；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生长速度；鼎力大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；进一步伐整农村政策。这三年没有列入五年计划期。

国民经济经由前后五年的调整，经济生长比力顺利，所取得的成就是显着的。以1962年为基期，在 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.9%，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％。

由于1962年的基数太低，后三年的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。“二五”计划期间完成的部门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郑州黄河大桥（1960年4月21日通车）兰青线（1958年动工，1959年通车）包钢一号高炉（1959年10月15日建成投产）首都十大修建（1959年建成）十三陵水库（1958年6月30日完工）大庆石油会战（1960年2月开始）参考文献[1] 苏星著：《新中国经济史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书社，1999年9月第1版，第422—423页。[2] 参阅：薛暮桥：《纪念卓越的经济事情向导者李富春同志》，摘自《薛暮桥文集》第14卷，第149页。

[3]参阅：柳随年、吴群敢主编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》，黑龙江人民出书社，1985年版，第233页；柳随年、吴群敢：《“大跃进”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》，黑龙江人民出书社，1984年版，第76 页。[4] 高凤岐自传《我的一生》节录。[5]参阅：叶子《毛泽东为何点名要陈云收拾“大跃进”残局？》www.people.com。

[6]参阅：《纪念朱理治文集》，河南人民出书社，第648页。[7]参阅：周维仁著《贾拓夫传》，团结出书社，2009年版，第145至169页。[8]参阅：赵家梁《我的自述》，（未刊稿），第239页；周维仁著《贾拓夫传》，团结出书社，2009年1月第1版，第117页。[9]参阅：薄一波《若干重大决议与事件的回首》，中央党史出书社，第613页。

[10]参阅：房维中等主编《李富春传》，中央文献出书社，2001年11月第1版，第542页 ；吴才兴“李富春与八字目标的酝酿形成”《史海纵横》2010年第3期。[11] 参阅：房维中等主编《李富春传》，中央文献出书社，2001年11月第1 版，第547-548页。[12] 参阅：谷牧 “回忆敬爱的周总理”2006年1月5日。

[13] 刘会远著：《谷牧画传》，人民出书社，2014年9月第1版，120—121页。[14]参阅：房维中等主编《李富春传》，中央文献出书社，2001年第1版，第560页。[15]参阅：薛暮桥著《薛暮桥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书社，2006年版，第201页。[16]参阅：于永平在王光伟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讲话稿；王裕群：《父亲的职业生涯》（未刊稿）。

[17] 参阅：王宗光主编《纪念柴树藩同志》，上海交通大学出书社，2000年版，第21页。[18]参阅：程子华著《程子华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书社，1987年版，第403～404页。[19]参阅：房维中等主编《李富春传》，中央文献出书社，2001年版，第553～554页。

[20]参阅：房维中等主编《李富春传》，中央文献出书社，2001年版，第583～584页。[21]欧阳淞、曲青山主编《红色往事》党史人物忆党史 第三册，济南出书社，2012年版，第139页 ；陈云著《陈云文选》1956-1958年，人民出书社，1986年版，第268 页。（作者: 曹文炼、张力炜；原载《中国产经》2018年各期，转载时作者有个体文字修改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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